秦莹莹：论两汉时期河南地区出土的陶仓楼 -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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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莹莹：论两汉时期河南地区出土的陶仓楼

发布时间： 2022-02-09 点击数：31339次

秦汉研究专辑

论两汉时期河南地区出土的陶仓楼

秦莹莹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摘要：仓作为储存粮食的建筑，在两汉时期得以迅速发展，说明当时农业经济发达，是土地私有制条件下家庭财产私有化的一种表现。河南地区出土的两汉时期的陶仓楼，造型多样，装饰精美，居于全国领先地区，并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陶仓楼作为随葬物品的出现，说明当时地主已经拥有大量土地财富，衣食富足，也体现了当时人们事死如事生，希望死后也能衣食无忧的思想观念。

关键词：陶仓楼；河南地区；两汉；明器；农业

一

引言

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支柱产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汉书·文帝纪》记载“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1]《盐铁论·水旱篇》曰：“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2]。西汉时期，铁器广泛发展，铁质农具也得到广泛应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汉代实行“劝课农桑”，采取扶植和奖励政策，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发展。农业发达，粮食产量富足，“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凜庾皆满”[3]，相应地，这一时期出现了储量建筑——仓。这一建筑在墓葬中得以具体体现。汉代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明器，建筑明器是陪葬器物中的微缩模型，包括各种不同种类和功用的建筑，如仓、井、厕、房等，多为陶制。

河南曰豫州：“其山曰华，薮曰圃田，川曰荥、洛，浸曰波、溠；其利林、漆、丝枲；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扰。其谷宜三种。”[4]两汉时期的河南地区作为京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农业以铁农具和牛耕为主，是全国农业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河南地区汉墓出土的陶仓楼数量多，种类丰富，形制多样，不仅有简单的仓房，更有巍峨巨大的复式仓楼，且分布范围广泛，豫西、豫北、豫南、豫中地区均有不同数量的发现。建筑明器中的陶楼，以高为主要特征，体积庞大，楼体有台阶、窗户等构件，楼上为阁，顶部设台。[5]陶楼有储藏用的仓楼、居住的楼院楼阁、防御望楼、娱乐为主的戏楼水榭等。陶仓应是平面为方形的立方体或长方体的房屋形储粮明器。[6]陶仓楼既有单体建筑，也有多层楼阁式建筑，有以下特点：平面多呈长方形，底层为仓体，密封性好，多数无门，仓体上设窗户或通风口，有的仓身表面还设有楼梯，有的仓楼门口设负粮俑或动物俑等。因地区差异，仓楼有单体建筑，主要为储存粮食；也有高层建筑，底部仓储，上部可作为居住场所。仓类建筑的共同点都是仓身多严密无门，但设有窗或通气孔。本文所研究的陶仓楼不包括圆形陶仓和横长方形仓房，仅包括二层及以上带屋顶的楼阁式建筑。本文对河南地区出土陶仓楼的形制特点进行分析，并与周边地区对比，论述两汉时期河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二

河南地区所见出土陶仓楼

根据出土考古资料我们发现，以焦作地区为主的豫北地区所出土的陶楼，以东汉时期为主，数量庞大，形制复杂，制作规整，多带有彩绘，不仅拥有楼院式陶仓楼，更有独特的连阁式带楼院陶仓楼、联仓式陶仓楼、简式陶仓楼。年代跨度从西汉晚期至曹魏晚期。其中楼院式陶仓楼出土数量多，时间跨度大，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晚期均有出土实物。如焦作市河南轮胎厂13号墓出土的四层灰陶仓楼、焦作市白庄41号墓出土的五层灰陶仓楼[7]、焦作市马作村出土的五层彩绘陶仓楼、焦作市机床厂南地出土的五层彩绘陶仓楼。这些陶仓楼不仅带有院落，院有大门，院墙还带有两个楼阙，楼层间可拆卸，屋顶多为四阿顶。主体楼阁多为四层以上，其中一二层为仓身，整体不可拆卸，无门，设有通气孔。中间楼层还设有栏杆、窗户和斗拱，三四层开有窗户，有一人立于四层窗户处，或为楼主人。顶层为望楼，有鸟形陶俑立于房顶，正视前方。有的院落门口还出现扛粮俑或是看门犬。连阁式带楼院陶仓楼出土数量极少，时代集中在东汉中期。如焦作市墙南村出土的七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焦作市白庄6号汉墓出土的七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焦作市李河墓群出土的七层连阁彩绘陶仓楼。连阁式带楼院陶仓楼出土数量少，但是造型壮阔、装饰精美，主楼多为七层，且带院落，附楼居于侧边，中间有阁道相连，部分仓楼通体带有彩绘。主楼样式同院落式陶仓楼相似，附楼有些直接建于平地，有些架有底座。主楼从底部向上楼体渐收，附楼呈覆斗状，上大下小，阁道架于主附楼三层之间。通体彩绘，门窗周围绘有红彩以示边框，辅以红白交叉网状纹、条形纹等几何纹图案。楼体外观绚丽多彩，和谐美观，审美价值极高。联仓式陶仓楼出土数量较少，且楼层一般较低，多为三层。此类陶仓楼仓体与楼体结构不同，以2-3个圆形仓为底座，上接长方形楼体。仓体侧边置有楼梯，有的还置有卧狗，构件可以拆卸。仓身有3-4个圆形柱足，上开通风小口，仓身底部亦有出粮口。楼顶为四阿顶，楼身绘有红、白、黑彩，绘制出栏杆、回廊、斗拱、楼梯纹路以及各种几何纹图案，三层楼中开有窗户，楼主人倚窗而立。此类圆形仓体与方形楼体相结合的陶仓楼为焦作地区所特有，造型罕见，彩绘美观。到了东汉中期稍晚，焦作地区出土简式陶仓楼，此类仓楼既有灰陶，亦有彩绘，但整体制作工艺下降，形制简单，体量变小。无多重檐，仓体呈长方体，仓身上部设有通风口，下部开有小孔。部分有柱足，楼顶多为悬山顶。楼仓可分离，楼体盖于仓体之上，分有窗和无窗两种。少数有斗拱，阴刻檐柱。施以彩绘勾画勾栏回廊，不见人物俑。以往大家认为焦作陶仓楼存续年代最晚到东汉晚期，但2015年焦作博爱上期城M5出土的一件二层简式彩绘陶仓楼的时代断定为曹魏时期[8]，将焦作陶仓楼的时代下限延长至曹魏时期。总的来说，焦作地区出土的陶仓楼数量多，内容丰富，造型多样，装饰精美，结构复杂，是中原地区两汉时期陶仓楼的典型代表。虽然焦作地区彩绘陶仓楼出土众多，但尚未发现带釉陶仓楼。

豫中地区出土陶仓楼主要集中荥阳、郑州等地。荥阳出土的陶仓楼以简式陶仓楼为主，时间跨度在西汉中晚期到东汉中期。如荥阳河王水库1号墓出土了2件形制相似的二层彩绘陶仓楼[9]，屋顶为悬山顶，并设有瓦垄。檐下设有斗拱和栏杆，通体彩绘，栏杆上下有壁画，仓下部有小孔，底部4柱足，时代为东汉中期。此外，荥阳魏河村还出土一件七层彩绘陶仓楼[10]，此座陶楼造型独特，分为上下两段，下段二层，廊式建筑，廊内设春臼和磨，正面立方柱，右侧设楼梯。一层不设门窗，二层开窗。上段五层，塔式建筑，重檐四阿顶，房檐、门窗周围施朱彩，开有若干小孔，捺印菱形绳纹。陶楼背面第三次刻有耕牛线刻图。推测时代为西汉中晚期。密县后士郭1号墓出土1件东汉晚期的二层彩绘陶仓楼[11]，分为两段，屋顶为悬山式，有瓦垄。檐下有彩绘斗拱，底部四柱足。通体彩绘，仓身上部开有一窗，下部开有3个圆形出粮孔。仓身四面皆有彩绘壁画，正面彩绘收租入仓图，背面绘饲马图，左右两侧各画一人物图。郑州市未见单独的陶仓楼，但见随陶院落一起出土的仓楼建筑。如郑州市南关159号墓[12]和乾元北街空心画像砖墓[13]出土的灰陶院落中附带二层仓楼。仓楼分为上下两层，塔式结构，上小下大。前者庑殿顶，后者悬山顶。二层开窗，仓身前后开孔。下层都有底座，前者底座上有八字形楼梯，中间开一小孔，一层仓身前面垒有倒八字形楼梯。后者底座和仓身均只有一个楼梯，对角相连，形成转角楼梯。

豫西地区出土陶仓楼以洛阳和三门峡为主。此地区出土的陶仓楼数量较少，集中在东汉中晚期。如洛阳东关东汉殉人墓出土的二层灰陶仓楼、偃师县菜站出土的二层方形灰陶仓楼。洛阳东关出土的二层灰陶仓楼为简式陶仓楼[14]，时代为东汉晚期，此仓楼与荥阳河王水库1号墓出土的二层彩绘陶仓楼极为相似。分上下两部分，平底无柱足。悬山顶，设瓦垄，檐下有斗拱，仓身上部开一小窗，仓身中部设有栏杆，栏杆下突出三个梁柱承托。三门峡地区出土的陶仓楼均为简式陶仓楼，时代均为东汉，如陕县刘家渠20号墓和73号墓[15]、灵宝三大动力厂工地出土的二层绿釉陶仓楼。刘家渠出土的陶仓楼均为二层绿釉简式陶仓楼，仓楼施绿釉，悬山顶，檐下有2-3个斗拱。二层开窗，中间有一突出阳台，阳台下有楼梯。底部有四或六个兽足支撑，时代为东汉早期。灵宝县的施釉陶仓楼为庑殿顶，檐下有三斗拱支撑，仓身上部开两个窗户，右侧上部和左下角各开2个圆形小孔。底部6兽足，时代为东汉中晚期。

豫南地区：以南阳地区为主，年代跨度为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南阳市杨官寺画像石墓出土过一件二层灰陶仓楼[16]，时代为西汉晚期。此仓楼为简式陶仓楼，分上下两部分，中间有板型腰檐隔开。四阿顶，无斗拱。杨官寺墓出土陶仓楼二层开三个长方形窗户，一层仓身下部有三个小孔。仓体表面平整，造型简约。南阳市原电梯厂14号墓也出土过一件二层灰陶仓楼[17]，与上述仓楼相似，不同的是仓身所开窗户皆可拆卸，窗户中间及两边有三个凹陷方坑，应为方便拆卸窗户所设的把手。且底部有六兽足，但已残缺不全。南阳市郊出土的二层灰陶仓楼，四阿顶，檐下和仓身下部皆开5个方形孔，每孔之间都有突出把手，窗下有一横条，横条下设3个兽形构件，时代为东汉中晚期。南阳市文联M41出土一座二层淡黄釉陶仓楼[18]，时代为东汉晚期。造型与原电梯厂14号墓和杨官寺墓出土的陶仓楼相似，似是二者结合。此仓楼为四阿顶，有瓦垄，无斗拱。底部有6足，前面为三熊足，后面为方柱足。一二层中间有板型腰檐用以分割。上下两层皆开6扇窗，可拆卸。整体规整稳健。南阳地区出土的陶仓楼，具有以下特点：四阿顶，无斗拱，中间有板型腰檐将仓身分为上下两层。有的上下两层皆开窗孔，窗户有方孔式和可拆卸式实窗，窗两侧或有把手。底部有平底和带兽足两种。既有灰陶又见带釉陶仓楼。虽然年代跨度大，但形制结构基本相似。

豫东地区以周口、商丘地区为主。时代为东汉中晚期到东汉晚期。如周口淮阳县曾出土过2座陶仓楼[19]，一座二层石仓楼，时代为东汉中晚期，长方体结构，分为两层。四阿顶，有筒瓦，檐下有圆形瓦当，屋顶正脊设有三个天窗，顶为四阿式。仓身上部开三个窗户，中间有一阳台，两端接有楼梯至楼角。另一座为三层绿釉陶仓楼，时代为东汉晚期。顶层庑殿顶，有瓦垄，带圆形瓦当。檐下三斗拱，斗拱下设两窗。仓身二层为悬山顶，檐下三斗拱，突出一阳台，走廊站立三人。仓身一层底部开三个小孔。门口立一人物俑。

河南地区从西汉晚期开始出现多层（二层及以上）灰陶仓楼，首先出现在豫中地区，豫北地区也偶有发现。东汉时期为陶仓楼发展的繁荣期，东汉早期开始出现高层（四层及以上）彩绘陶仓楼，豫北焦作地区数量最大，建筑制作精巧，彩绘图案精美。到了东汉晚期，陶仓楼数量减少，制作工艺下降，样式偏简单，不见高层陶仓楼，彩绘较少，装饰简略。但2015年焦作博爱下期城M5出土的二层彩绘陶仓楼，不仅不同于常见的晚期灰陶仓楼，带有彩绘，且年代断代为曹魏时期，这不仅将焦作地区出土陶仓楼的时代、更是将河南地区出土陶仓楼的时代下限推至了曹魏时期。两汉时期河南地区出土陶仓楼造型高大，建筑形制繁复，以写实的手法，做出横梁、斗拱或阴线刻出各种纹路，屋脊、瓦垄、阳台等突出可见，还有可拆卸的楼层、楼梯、窗户等，另外还施有彩绘和釉，雕刻、模印壁画等，壁画内容丰富，制作技艺高超，装饰风格多样。不仅是中原地区的典型代表，更是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三

河南周边地区所见陶仓楼

西汉时建都长安，西汉农业经济发展亦迅速，粮食富足，也需要大量的仓储明器，但由于西汉后期陶仓楼刚刚出现，制作初期，技艺不成熟，故多简式。东汉时洛阳为都城，中心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且建筑明器制作技艺逐渐成熟，故而出土大量的高层楼阁式建筑。东汉晚期由于社会动乱，经济发展受到阻碍，陶仓楼的发展也逐渐走向衰落。现将两汉时期河南地区出土的陶仓楼与都城周边地区出土的陶仓楼情况做出如下对比：

河北地区：

河北地区出土的陶仓楼时代跨度为东汉早期到东汉晚期。如河北鹿泉西龙贵汉代墓葬M54出土的二层褐陶彩绘仓楼[20]，时代为东汉早中期，悬山顶，外施白衣，白衣表面有彩绘细部装饰。檐下二斗拱。仓身中部左侧开一小门，门内贴塑一半身人，中部右侧贴塑一双开门。仓身下部有一斜坡楼梯，楼梯上有一负粮俑。河北石家庄城角庄汉墓M1出土的三层灰陶仓楼[21]，时代为东汉中晚期，楼梯可拆分，庑殿顶，有瓦垄，檐下有二斗拱，中间有一花窗，花窗两侧各开一方孔。三层开四窗，并设带栏杆阳台，由二层斗拱承托。底层与顶层形制相似，不过多加了一斜置楼梯，楼梯上模印一负粮俑。河北石家庄肖家营汉墓M3出土的三层灰陶仓楼[22]，时代为东汉晚期。悬山顶，三层有一门二窗，与两层交接处有斗拱，仓身上部开有四个通风孔，底部平坦无足。

河北地区出土陶仓楼不仅有灰陶也有褐陶，但带彩绘较少，整体构造和形制与河南地区低层陶仓楼相似，部分仓楼也可拆分，且集中在东汉中期，说明建筑工艺逐渐成熟。这与河南地区东汉中期陶仓楼发展达到鼎盛也相似。河北地区从东汉早期开始大量出现陶仓楼，结构与形制与河南地区一脉相承，但不及河南地区成熟发达，未曾发现高层带院落楼阁式陶仓楼，说明河北地区作为京都周边地区，在两汉时期受到了中心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东汉建都洛阳以后，河南地区文化向河北地区传播，影响力逐渐加大。

安徽地区：

安徽地区出土陶仓楼年代从东汉早期到东汉晚期。安徽阜阳七里铺大古堆汉墓曾出土一座红陶仓楼[23]，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四阿顶，有突脊，阴线刻出瓦垄，坡檐处有瓦当纹。整体为扁平长方体，仓顶和仓身可拆卸。仓体正面中间有五个仓门，每个仓门之间有一兽形钮。仓身上部阴线刻菱形和方形几何图案，下部阴刻小型菱形纹，仓底有四足。安徽涡阳县西阳集汉墓出土的红陶仓楼，时代为东汉中晚期，庑殿顶，带瓦垄，屋脊两端微微上翘，正面坡的中部有两个形制相同的天窗，每个天窗设有三根支柱起窗盖板。仓身上部开五窗，并用可拆卸的活动方形盖板封堵，窗两边带一对平行外凸的圆穿座，用活动盖板封堵后，再插一根横杆可固定盖板。仓身下部与窗户对应出设五个出粮小孔。仓身底部平坦无足，整体稳重大方。

由于安徽地区以皖北出土实物较多，因此我们将皖北与豫南地区出土陶仓楼进行对比分析。皖北地区陶仓楼以红陶居多，而豫南地区大多为灰陶。皖北地区的陶仓楼屋顶坡面有天窗，而豫南地区陶仓楼不见。安徽地区不见高层彩绘陶仓楼，仅见简式陶仓楼，多为二三层陶仓楼，横向长方体结构，部分有足，纹饰简单，刻画与阴线刻为主，建筑构件简单，不见楼梯与人物俑，这与豫南地区出土的部分陶仓楼相似，但种类没有豫南地区多，且豫南地区还有带釉陶仓楼。安徽地区出土的陶仓楼地域特点较为明显，建筑技艺中规中矩，装饰简单朴素，造型规整稳重。对比豫南地区出土陶仓楼，安徽地区的陶仓楼受到了一些影响，如多为二层，正面开多窗、孔，阴线刻装饰等，但也有一些本地特色，如设置天窗，通风窗带可拆卸盖板等。

江苏地区：

江苏以徐州地区出土陶仓楼为代表。陶仓楼出现在西汉早期偏晚，多为单体陶仓，陶仓楼发现较少。徐州九里山汉墓出土2件二层彩绘陶仓楼[24]，时代为西汉早期。庑殿顶，檐下施朱彩，四角有彩绘斗拱。二层雕绘门窗，门上贴塑铺首衔环。以红彩分割两层。一层有彩绘楼梯、火腿。底部无足，向前伸出1厘米左右的台子。

徐州地区在西汉时期就出土大量的陶仓，说明西汉时期徐州地区的经济较为发达，但这一时期并未见高大的阁楼式陶仓，说明该地区陶器制作工艺有限，也与当地的文化因素有关。西汉初期，汉文化尚未建立起来，只能受到中央政府核心地区的影响，且徐州地区是秦末楚汉之争的主要地区，因此丧葬观念只能直接承袭战国和秦朝，故而楚文化和秦文化因素较多。关中地区出土陶器对徐州产生了影响，这一时期的关中地区出土仓多为单体陶仓或是简式陶仓楼，未见高大的楼阁式陶仓楼，故而楚文化和秦文化因素较多。

陕西地区：

陕西关中地区汉代时农业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储藏粮食的仓、囷等，也有低层陶仓楼，仓楼时代主要集中在东汉时期。如陕西韩城市东汉墓出土的二层绿釉陶仓楼[25]、西安尤家庄六十七号汉墓出图的二层彩绘陶仓楼[26]等。此类仓楼多为悬山顶，设瓦垄，带底足。仓体和屋顶可拆卸，部分檐下设斗拱，仓身开有不同数量的方窗或通风口，有的窗下还带有阳台，阳台也可拆卸，阳台栏杆透雕几何图案。

陕西关中地区所见陶仓楼整体造型结构与河南地区极为相似，如西安尤家庄六十七号汉墓出土的二层彩绘陶仓楼与河南荥阳河王水库1号墓出土的二层彩绘陶仓楼。且建筑技艺也较为成熟，注重写实，带有斗拱、横梁和瓦垄，建筑构件之间也可拆卸，与河南地区相似。可见陕西关中地区与河南地区文化因素相似度很高，可能与同属两汉京畿之地、政治文化同属一脉相承有关。但陕西地区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因素，如陕西地区还出现较多的方形的二层灰陶仓，整体方正，上大下小呈覆斗状，这与河南地区陶仓楼上小下大的长方形结构不同。说明当地也有自己独特的陶仓楼形制。陕西地区出土的陶仓楼也用写实手法突出屋脊、瓦垄、窗户、横梁等，但总体造型简约，规整质朴。

四

探讨原因

由于统治政权不断更替改变，从周代延续下来的墓葬礼制逐渐转变，随葬品中的象征等级制度的青铜礼器逐渐被象征日常生活的模型明器所取代。陶仓楼作为模型明器的一个小小分支，它的出现与整个模型明器的出现一致，与汉代的思想观念、社会背景和技术发展有关。

思想观念：

汉代时，人们对死亡有了更深的认知，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27]，在另一个世界也会像生前一样需要物质资料。出于对灵魂的崇拜和对祖先的敬畏，人们会为死者随葬地下世界的生活资料，如生前所住宅院、生活用器等。自秦汉追求升仙以来，民间的神仙信仰一直盛行。特别是东汉时期道教的发展，升仙思想氛围愈发浓厚，方士们描绘的神仙世界富贵逍遥，对人们极有诱惑力[28]，部分陶仓楼上可以发现有云气纹彩绘和祥瑞神兽。“仙人好楼居”的思想也促进了高层建筑的发展。

社会背景：

西汉时期，经济发展迅速，重农政策的实施，铁质农具的进步，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从而积聚了大量的粮食，这就需要大规模储存粮食的建筑，因此粮仓开始出现。到了东汉，前一阶段的地主积累了大量土地财富。从简式的陶仓房到高大的陶仓楼，仓储建筑规模逐渐变大，表明当时地主农业经济发展良好，仓储技术手段也日趋成熟。从出土陶仓楼资料可见，楼内三层窗台所见半身人俑应为楼主人，可见当时仓楼为地主院落住宅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是地主们的重要财富来源。财富与社会地位相关，汉代社会阶层追求奢靡享乐，崇尚奢华，极具世俗色彩，因此希望在另一个世界也能衣食无忧，拥有更多的财产。

技术发展：

西汉时期，空心砖烧制技术从陕西传往河南地区[29]，考古资料可见河南多座汉代窑址，且河南地区土质肥沃，有大量适合烧制结实建筑构件的黏土，材料和技术的结合，为烧制大量坚硬结实稳固的陶仓楼提供了原材料基础。

五

结语

汉代时期，农业迅速发展，居于政治核心地区的河南地区，首先得到发展，引领全国陶仓的发展，并出现了独特的带院落和联仓、连阁式的陶仓楼，制作技艺高超，造型多样，装饰精美，反映了河南地区经济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农业的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柱，汉代统治者也积极实施重农政策，加之农业工具和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使得粮食产量剧增，进而促进了储量建筑的发展，加之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重视孝道、事死如事生，期望地下世界的圆满，因此，生前所用在模型明器等陪葬物品中得到体现，陶仓楼的出现与发展，离不开汉代的整个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作为京畿之地的河南地区，出土的陶仓楼，引领着陶仓楼发展的潮流，同时也是全国地区的典型代表。

由于本文只分析了陶仓楼的形制特点，而没有谈论其他楼阁式建筑的筑造，故而对当时的建筑工艺的发展程度不能一概而论，仅以仓楼所能反映的建筑工艺不能笼统代表某地区的整体建筑工艺，但可以为研究两汉建筑发展史提供材料支撑。由于对资料收集的不够全面，因此对河南乃至全国地区出土的陶仓楼的讨论分析还不够充分，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1] 班固：《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18页。

[2] 桓宽撰，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429页。

[3]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0页。

[4]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1539-1541页。

[5] 杨楠：《陕甘地区出土汉至北朝时期建筑明器与建筑图像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毕业论文。

[6] 徐寿群：《仓、囷与“筒腹罐”之界说》，《江汉考古》1995年第1期。

[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焦作市博物馆：《焦作白庄41号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2期。

[8]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焦作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大学艺术学院：《河南焦作博爱上期城M5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9年第2期。

[9] 贾峨：《河南荥阳河王水库汉墓》，《文物》1960年第5期。

[10] 张松林：《荥阳魏河村汉代七层陶楼的发现和研究》《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

[11] 赵世纲、欧正文：《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第2期。

[12] 王与刚：《郑州南关159号汉墓的发掘》《文物》1960年11期。

[13] 张松林：《郑州市乾元北街空心画像砖墓》《中原文物》1985年第1期。

[14] 余扶危、贺官保：《洛阳东关东汉殉人墓》《文物》1973年第2期。

[15] 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市刘家渠汉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

[16] 安金槐：《河南南阳杨官寺画象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17] 武玮：《河南汉墓出土陶仓楼的考古学探索》，郑州大学2006年硕士毕业论文。

[18] 李长周：《河南南阳近年出土的汉代陶楼》《华夏文明》2019年第2期。

[19] 周口地区文物工作队、淮阳县博物馆：《河南淮阳北关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4期。

[2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鹿泉市文物保护所：《河北鹿泉西龙贵汉代墓葬》《考古学报》2013年第1期。

[21] 石家庄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石家庄市城角庄汉墓》《文物春秋》2007年第6期。

[2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家庄市文物研究所：《河北石家庄肖家营汉墓发掘简报》《河北省考古文集》（三），科学书出版社，2007年，第73-97页。

[23] 吕勤娟：《仓罐、仓房与仓楼——皖北地区出土汉代陶器赏》《说瓷赏陶》2013年12期。

[24] 梁勇、陈山、刘金安：《江苏徐州九里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12期。

[25] 崔景贤：《韩城市东汉墓清理简报》《文博》1987年第4期。

[26] 程林泉：《西安尤家庄六十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

[27] 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文物出版社，1985年。

[28] 武玮：《汉代模型明器所见的丧葬观念》《中原文物》2014年第4期。

[29] 成子、成文光、韩长松：《“真实宅第”的艺术缩影：焦作出土的汉代陶仓楼》，《装饰》2018年第7期。

本文原载于《秦汉研究》（2020），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