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汉墓出土凤鸟纹玉器赏析
岳凯
徐州汉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凤纹玉器，或与龙纹相结合的龙凤纹玉器。本文以徐州地区汉墓中出土的凤鸟纹玉器为对象，对其形制、风格等作进一步介绍与赏析，分析这一时期凤鸟玉器的艺术特点与时代特征，以便揭示凤鸟纹的演变过程，发挥装饰花纹在器物断代上的重要作用。
凤鸟纹是中国古代器物中常见的纹饰，除了运用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上，在玉器上也盛行。与龙纹一样，凤鸟纹出现的年代也较早。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人们就开始将鸟类纹饰运用在各类器物上。《尔雅·释鸟》：“凤，其雌皇。”郭璞注：“凤，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颌、鱼背，五彩色，其高六尺许。”凤为百鸟之王，是古人以鸟的形象为基础，结合多种动物的形象，想象出来的一种混合性神话动物。目前所知，较明确而古老的凤鸟纹饰距今约7000多年前，湖南洪江高庙文化遗址出土陶尊上绘展翅凤纹饰[1]。鸟类纹饰玉器大多出土于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及良渚文化的遗址或墓葬中，如辽宁建平牛河梁第十六地点M4出土红山文化玉凤[2]，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墓葬出土良渚文化玉鸟等[3]。商代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玉凤，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凤鸟形玉器[4]，可见当时人们对凤鸟的崇拜已较为普遍。
原始先民对凤鸟的崇拜，源于鸟禽善于飞翔，能够自由地穿梭于天地之间，因此古人便认为其具备呼风唤雨、通天达地的神秘力量。同时，凤鸟也被古人看作是“神鸟”或“祥瑞”，是天下安宁的象征。商人信奉“天命玄鸟，降而为商，宅殷土茫茫”（《诗经·商颂·玄鸟》）。《国语·周语》云：“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鸑鷟就是凤凰。因周文王敬德保民，故有凤来仪，凤鸣岐山，保佑周人兴旺，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殷商。又有《异物志》曰：“其鸟五色成文，丹喙赤头，头上有冠，鸣曰天下太平，王者有道则见。”这种观念从徐州地区所出土的代表性凤鸟纹玉器中可见一斑。
西汉早期虎（一说龙）凤纹玉戈（图一）[5]，1994-1995年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西侧第4室门道北侧的扰土中[6]（图二）[7]。系白玉雕琢而成，长17.2、宽11.2、厚0.7厘米，玉质细腻，色泽温润，局部有黄褐色沁斑。短援，长胡，胡上有棘刺。阑侧三穿。戈体两面均满饰浅浮雕勾连云纹，援胡之内出廓透雕一只背生羽翅的螭虎，螭虎张口昂首，长腰丰臂，长尾勾起，作奔走之势，神态凶猛异常。玉戈主体两面纹饰相同，但内部两面纹饰各异，一面雕琢虺龙，肢体随戈内穿孔作“U”形卷曲回环；另一面则雕凤鸟，凤鸟直颈昂首，后斜的羽冠，突额圆睛，钩喙鸣叫，双爪飞扬，展翅作舞。其造型一改先秦以来的写实风格，显示出一种较强的审美特征，形象描绘了汉代人丰富的想像和创造力。
目前中国出土的西汉玉戈并不多见，这件玉戈的刃部未见使用痕迹，当属于玉礼兵器，推断为西汉楚王祭祀、礼仪或出行时使用的华贵仪仗用具。其造型别致、纹饰精美，雕琢图案生动传神，对研究汉代玉礼兵器的形制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早期龙凤纹玉璜（图三）[8]，1994-1995年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甬道中[9]。系白玉雕琢而成，长21.1、宽4.2、厚0.4厘米。上下两侧和两端皆琢出牙槽，双面纹饰相同，皆以穿孔为中心，孔下雕柿蒂纹和变形卷云纹，两侧对称雕刻5条虺龙，龙首的一侧为凤喙，龙身旁满布凤羽。龙身外各雕4条相互虬曲盘绕之龙。整个画面均采用浅浮雕，双面纹饰相同。共雕刻20条虺龙、4只凤鸟及2个兽面。此件玉器构图精细饱满，工艺精湛奇妙，雕刻繁复却密而不乱，为汉代玉璜中纹饰最为精美的一件。
图一 西汉早期 虎凤纹玉戈
图二 虎凤纹玉戈出土原貌
图三 西汉早期 龙凤纹玉璜
图四 西汉早期 凤纹玉璜
图五 西汉早期 凤鸟形玉饰件
图六 西汉早期 组玉佩（对凤玉饰）
西汉早期凤纹玉璜（图四）[10]，1994-1995年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甬道中[11]。系白玉雕琢而成，长19、宽9、厚0.46厘米，断为三段，拼对完整。其玉质细腻莹润，雕工精湛，抛光滑润，近似半壁形，颇具战国晚期楚式玉器的风格。上部壁缘出廓透雕两只回首相望攀伏着的凤鸟，内弧处也透雕一对颈背相对的凤鸟。凤鸟圆目钩喙，凤体变形夸张，弃具象而求神似，凤尾延至下缘，以极细的阴线装饰，并卷尾形成圆孔，凤鸟身下为变形的卷云纹。玉璜内部则满饰排列紧密有序的谷纹。此件玉璜造型工整稳重、美观大方，雕琢精良，寓意吉祥。
西汉早期凤鸟形玉饰件（图五）[12]，1994-1995年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西二侧室（W4）[13]。系白玉雕琢而成，高4.3、宽2.3厘米。全玉透雕一只昂首挺立的凤鸟，凤鸟凸目钩喙，凤冠飘扬，凤翅合拢，凤尾上翘，构图稳重大方。凤身多部位以极细的阴线装饰，抛光精美，惟下部稍有残缺。
西汉早期组玉佩（图六）[14]，2009年出土于徐州骆驼山“段翘”墓（图七）[15]。系白玉雕琢而成，其中玉凤高4.1、宽1.8-2.8、厚
0.2-0.6厘米。组玉佩发展至汉代，构件中增加了玉舞人、玉冲牙以及其他形制的玉佩饰，并逐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使用方法和组合，一般佩戴在腰间的革带上，并垂至下肢。该件组玉佩便是由玉环、玉珩、玉觽、玉舞人、对凤玉饰等11件构成。最上端以云纹镂空环引领，其下部连接玉舞人与阴刻线双龙首珩，双首两端各引舞人；左右舞人又与下部谷纹双龙首珩相连，珩下正中坠对凤，凤鸟圆目张喙，凤冠飘逸，呈现对鸣之姿，舞人在对凤左右两侧，舞人下各坠有长尾龙形觽。玉件玲珑剔透，雕工精细精确，抛光娴熟，各玉件功能不同，便于佩挂者运用灵活。
西汉早期组玉佩（图八）[16]，1992年出土于徐州韩山“刘”墓[17]。系白玉雕琢而成，其中玉凤高4.8、宽1.7、厚0.2-0.5厘米。玉凤鸟形饰扁平状鸟形，头部一圆孔作眼睛，兼作系孔，尾部亦有圆孔，正面浅浮雕、背面阴刻鸟身、羽翅，喙不明显，可能为旧玉改制。
西汉早期龙凤纹韘形玉佩（图九），1986年出土于徐州北洞山楚王墓[18]。系青黄色玉雕琢而成，长7.1、宽4.3厘米。玉佩平面前尖后圆，中部鸡心隆起，有一椭圆形孔。正背两面分别雕刻一龙一凤。龙首与凤首并列，采用圆雕技法雕刻而成。龙首的眼鼻凸起清晰，凤作回首状，凤冠外突，喙作内勾状。凹面边端处阴线刻划勾连云纹，造型奇特。
图七 组玉佩（对凤玉饰）出土原貌局部
图八 西汉早期 组玉佩（玉凤饰）
图九 西汉早期 龙凤纹韘形玉佩
韘形玉佩又称心形玉佩，所为韘形玉佩，因它是由韘演变而成，韘是古代人们射箭时佩戴在大拇指上用于勾弦的用具。《说文解字》说:“韘，身决也。”虽然器身中间的圆孔还保留着，明显已不具备钩弦的实用功能，整器极强的装饰性标明其为佩玉。
西汉时期的王侯贵族墓葬中常见玉韘，早期的韘形玉佩处于战国风格向汉代风格的过渡期，形式多样。中期的韘形玉佩已基本定型，心形主体中部的孔变小，两侧的附饰透雕，比早期的更加繁缛。附饰纹样多为变形卷云纹，个别为鸟兽纹。晚期，韘形玉佩的心形主体拉长，中间的孔变小，两侧及上端的透雕附饰更为发达，透雕的龙纹和卷云纹比较夸张，整个玉佩形体狭长。至东汉时期，考古出土资料中此类玉佩已非常少见，出现了韘形玉佩与玉的复合体，韘形玉佩逐渐消亡。
徐州地区出土韘形玉佩的墓葬均为楚国王室成员或地位较高的贵族，如狮子山楚王墓、北洞山楚王墓、簸箕山宛朐侯刘埶墓、韩山刘墓、后楼山一号墓等都有出土，等级较低的墓葬中从未见过韘形玉佩。[19]
西汉早期龙凤纹玉剑珌（图十），1986年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20]。系白玉雕琢而成，长6、宽4.6-5.9、厚1.3厘米。玉质晶莹滑润。通体采用镂雕与高浮雕结合之技法，琢出盘绕虬曲、姿态各异的5只螭虎和1只凤鸟，构思精巧，形制特殊，螭虎被雕琢得强健有力且生动活泼，充分体现出匠师们精湛高超的琢玉工艺。
西汉早期凤纹双龙首玉珩（图十一），2002年出土于徐州陶家山汉墓[21]。系青白玉雕琢而成，为组玉佩中的构件。其两面纹饰相同，两端透雕龙首，眼部及鬣毛则为阴线刻，鬣毛卷曲，颈部刻有绞丝纹，中部满饰勾连乳钉纹。器物正中顶部及两端均有佩挂用的小圆孔，外缘及内缘处出廓透雕两组相对的变形凤纹及卷云纹、柿蒂叶纹。凤纹变形大胆，线条流畅，凤纹与云纹浑然一体。
图十 西汉早期 龙凤纹玉剑珌
图十一 西汉早期 凤纹双龙首玉珩
图十二 西汉 立凤形玉佩
图十三 西汉中期 龙凤貘纹玉环
西汉立凤形玉佩（图十二），1972年（一说1978年）出土于徐州白云山汉墓[22]。系暗红色玉料雕琢而成，长10.4、宽4.9，厚0.5厘米，呈片状。在汉代人的意识中，红色深沉而神秘，代表了天的权威，是人们极为崇尚的高贵之色。汉代多有红色祥瑞，使用红色雕琢百鸟之王凤凰，最贴切地衬托出凤凰的高贵与神圣。此件玉佩采用透雕与阴线刻相结合的手法，透雕出凤首、凤尾及卷云纹的大体轮廓，再以阴线刻勾画出细部。飞凤头顶高冠、降落站立的瞬间跃然石上，具有较为深刻的蕴意。其雕刻技法简约朴素，构思精致巧妙，造型庄重大方，给人以过目不忘的美感，值得细细品读。
西汉中期龙凤貘纹玉环（图十三），1982年出土于徐州市东洞山二号楚王后墓[23]。系白玉雕琢而成，直径7.9厘米，多用于组玉佩的中部。通体透雕，环身以3条虺龙蟠绕而成，附三凤、貘及卷云纹，所雕玉凤高冠圆睛，曲项回首，引吭高歌，振翅欲飞，佐以阴线刻画装饰细部，线条流畅自然。
观察上述玉器的形制，我们不难发现，汉代玉雕凤鸟纹单独成形的很少，一般都是以纹样装饰于韘形佩、玉璧、玉瑗、玉环等器物上。由于汉代国力的发展与壮大，以新疆和田玉为代表材质的玉器数量不断增多。雕刻技法则大多采用透雕、浮雕刻出其轮廓，再以阴线刻画图像细部。受到雕刻技术发展的限制，玉器中的凤鸟纹不如壁画中的凤鸟形象风流洒脱。汉代，尤其是汉代早期，与前朝的风格特征相比，凤鸟纹变化虽并不明显，但我们从凤鸟的形象及装饰细部依然可以看出汉代的审美意趣和追求。
徐州地区汉墓出土的玉器中，凤鸟纹多与龙纹相结合，共同出现在同一器物上。凤鸟大多刻画为飞鸣起舞的动态，从而呈现出自由鸣叫舒展的状态。凤鸟细部多阴刻流畅舒展、婉转自如的弧线装饰，使其身姿更显灵动飘逸。凤眼阴刻眼线，显得更加秀美，羽翅及凤尾也用阴线刻进行装饰，刻划出了凤鸟现实的形体感，增添了凤鸟纹样的装饰美。同时，汉代的凤鸟身形都较长，头颈部呈弯曲状，显示出凤鸟昂扬的状态，生动地表现了凤鸟的神韵。
这是因为先秦以来，人们便形成了魂与魄的观念。《礼记·郊特牲》记载，“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到了汉代，人们崇尚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更加强烈，对道教的信奉也促使汉人们相信死后可以得道升仙。汉墓中出土大量装饰龙、凤纹的画像石、壁画、器物等，说明汉代人们认为龙凤可以带着死者的灵魂升入天庭。与此同时，以玉入葬在汉代也达到高峰。自新石器时代开始，玉器随葬即彰显了墓主尊贵的身份，商周至汉代对玉器的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玉器不仅是财富与等级的象征，同时也被汉人用作尸体防腐。汉代人们重视对身体的保护，认为死者尸体不腐，便可永生，并在阴间拥有生时的一切。正是这种对永生的狂热追求，使汉代成为了玉器大发展的时代。
汉代以玉入葬，并装饰龙凤纹的特征，一直延续至东汉末年。汉人希望以此能够得到永生，延续生前的尊贵与荣耀。不过，事与愿违，豪华的葬具和大量贵重的随葬品，引来的却是无数的盗墓者，导致十墓九空，尸骨无存。鉴于此种情况，魏文帝曹丕在曹魏黄初三年（222），废除了以玉衣等随葬的制度，并且不封不树。从此，丧葬用玉逐渐衰落，中国古代玉器开始进入世俗化的发展阶段。凤鸟纹也逐渐不再是图腾崇拜、宗教的符号，而是开始面向世俗，更具生活情趣，向自然写实的风格发展。
总的来说，徐州汉墓出土的玉器中，凤鸟纹的形象更加具体，造型多给人轻盈活泼之感，彰显了其勃勃的生机与自由的力量，具有一定的美感和装饰性。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徐州地区汉代玉器的凤鸟纹中，常伴有云纹出现，将瑞鸟与祥云相结合，进一步表达汉人赋予其中的吉祥寓意和美好愿景。
[1]萧兵：《龙凤龟鳞：中国四大灵物探究（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2]崔岩勤：《牛梁河红山文化遗址出土动物形玉器探析》，《赤峰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3]杨菊华：《良渚文化与凤鸟关系初探》，《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4]李芳：《汉代玉器凤鸟纹饰及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术论文，2014年。
[5]图片、拓片来源：《中华文化画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3、4期；王恺、马晓红：《楚王珍宝知多少》，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另，此前诸多专家学者在描述此文物所雕“兽形”纹饰时，表述多有不同，本文不再一一细述。
[6]王恺：《浅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东亚玉器》第二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7]图片来源：王恺、马晓红：《楚王珍宝知多少》，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
[8]图片、拓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编辑：《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5；王恺、马晓红：《楚王珍宝知多少》，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
[9]同 [7]。
[10]图片、线图来源：徐州博物馆：《古彭遗珍——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
[11]王恺、葛明宇：《徐州狮子山楚王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12]图片来源：林政升/James C. S. Lin：《追寻不朽：中国汉代墓葬精华 The Search for Immortality: Tomb Treasures of Han China》，剑桥大学，2012年。
[13]徐州汉文化风园林管理处、徐州楚王陵汉兵马俑博物馆编：《狮子山楚王陵》，南京出版社，2011年。
[14]图片来源：徐州博物馆：《古彭遗珍——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
[15]林刚、崔强：《骆驼山东坡出土玉舞人的M29号墓，主人叫“段翘”》，《彭城晚报》2009年2月10日A04版，出土现场图片由考古发掘者提供并同意使用。
[16]图片来源：拍自徐州博物馆《天工汉玉》展厅。
[17]徐州博物馆：《徐州韩山西汉墓》，《文物》1997第2期。
[18]同 [14]。
[19]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20]同 [14]。
[21]同[14]。因未出考古简报，盛储彬：《徐州市陶楼西汉墓》（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年》，文物出版社，2004年），描述“该墓位于徐州市东郊金山桥开发区陶楼山西坡”，“墓葬的时代为西汉早期”。又见徐州博物馆已出版《龙飞凤舞——徐州汉代楚王墓出土玉器》（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6年）。释注为“2002年出土于徐州市鼓楼区金山桥陶家山墓（西汉中期）”；马麟：《演变与创新：战国至西汉的狮子山玉器》（《楚王梦：玉衣与永生:徐州博物馆汉代珍藏》，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释注为“战国晚期或西汉早期”，“徐州陶家山1号汉墓出土”。本文取其时间最早一说。
[22]同[14]。另，李银德：《中国玉器通史·秦汉卷》（海天出版社，2014年）释注为“1978年”；李银德、海蔚蓝《楚王梦：玉衣与永生:徐州博物馆汉代珍藏》（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释注为“1972年”。
[23]李银德、海蔚蓝《楚王梦：玉衣与永生:徐州博物馆汉代珍藏》（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线图：林政升/James
C. S. Lin：《追寻不朽：中国汉代墓葬精华 The Search for Immortality:Tomb Treasures of
Han China》，剑桥大学，2012年。
原载《文物天地》 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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