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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汉文帝霸陵路漫漫
发布时间: 2022-02-17       点击数:21225

踏上寻觅霸陵之路

1966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西安东郊白鹿原上姜(江)村一组汉代从葬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有37个长方形椁坑,在陶棺或砖栏藏具中分别放置着陶俑、陶罐、动物骨骼和谷物朽迹。可辨认的禽兽是鸡、鹅、鹤、猪、狗、马和羊。42件彩绘的女侍俑,个个面目姣好,或跽坐或袖手站立,端庄秀丽,穿三重衣,外著右衽长襦,内红外黄,领、袖缦诸缘,是一批珍贵的塑绘艺术品,对研究汉代女性服饰和宫廷生活很有学术价值。

误传霸陵的凤凰嘴

经过近10年时间,我对江村这一批文物进行整理,写成简报发表。那么,这一批文物的属主是谁呢?在白鹿原北端有三座帝后陵墓,薄太后南陵和孝文窦皇后陵都赫然在目,那个“因其山,不起坟”的霸陵又在何处?长期以来,考古界都认为汉文帝开辟了“凿山为葬”的先河,像徐州的楚王墓群、芒砀山梁王墓群的“崖洞墓”都应是受霸陵影响而来的。寻找霸陵的目光就自然地落到灞河西岸、白鹿原东侧断崖上的“凤凰嘴”。

凤凰嘴是原边或凹进或凸出又起伏的一段地形,在顶部和平坦如砥的白鹿原本体连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人们站在原底部向西仰望时,面前出现的是一座突兀的三角形,两侧地形变矮而向外延伸,恰如凤凰展翅。这一优美的自然形象,古人在寻找“不起坟”的霸陵时就很容易把二者联系到一块。元代骆天骧在其《类编长安志》中说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是最早确定霸陵位置的记载。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咸宁县志》也沿袭了这一说法,更具体指出“在家圪塔北凤凰嘴”。在这个凤凰嘴前面的平地早就划定了一处陵园,据日本足立喜六在1906年调查,地面有“宋元以后所建之碑碣,共有二十五石之多”。至今在那里还有清代祭祀的石碑11通,随后各级的文物保护标志都相继树立着。显然,人们都认为那座凤凰山就是汉文帝灵柩所在的霸陵。

考古研究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都习惯用实际的历史遗迹、遗物去求证过去的记载与世闻传言。为写简报的结语,我没有停留在前人说过但未证实的观点上,而是踏上了去凤凰嘴的查勘之路。我多次背着水壶、扛着探铲杆坐上公共汽车,不知引来多少诧异的眼光。因为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还很少知道“考古是怎么回事”,不像现在考古成了热门话题。我在凤凰嘴的沟沟岔岔、上上下下转悠。但是,连个瓦片都找不到,表土也查不出人工扰动的痕迹。这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要确认这里就是霸陵还值得怀疑。

那怎么办?只有再回头审视发掘从葬坑的周围环境了。薄太后南陵在发掘区南约2公里,发掘地同凤凰嘴的距离显然偏远。只有窦皇后陵在东,距此不到一公里,并且在窦后陵西侧,当沟圈村之南,我们还找到了陵园的西围墙和南围墙的西段。而这组从葬坑既然在西围墙之外,看来它是汉文窦皇后陵园的地下设施了。出自陵园在任家坡大队管辖范围的考虑,就把简报名定为《西安任家坡汉陵从葬坑的发掘》。

汉文帝的白鹿原情节——未被利用的钥匙

简报上标的从葬坑位置在姜村,但始终有些问题不能让人释怀。

在白鹿原西坡地带并排有“六个冢”,不容置疑属于汉墓。但要说是为窦皇后和薄太后或凤凰嘴的汉文帝陪葬,因距离太远,似乎挂不上关系。

《史记》《汉书》记载:汉文帝曾带着钟爱的慎夫人上白鹿原。在原上,慎夫人鼓瑟,汉文帝引吭高歌,感慨说道:“唉,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棺材的外椁,再用丝麻和着漆填塞缝隙,谁还能破开这棺椁?”中郎将张释之回称:“如果墓里有好东西,即使用铁水把南山的缝隙填注满了,对偷盗的人照样不起作用。假若墓里没有让人偷的东西,即便没有石椁,也用不着担心。”(《史记·张释之列传》)善于听取意见的汉文帝,很赞赏他说的道理,这大概是修霸陵时文帝一再强调“不起坟,皆以瓦器”的由来。

汉文帝“石椁”之问,不仅是“有感而发”,实是“有备而来”。他离开京城多次登上白鹿原绝不纯是郊游而是给自己和母后筑“寿陵”的选址有关。因为在“咸阳原陵墓区”已有吕后同高祖合葬,总不能让被尊为薄太后以“诸姬”的身份去陪葬?而汉文帝又同惠帝是同父异母弟兄,如果两帝陵墓相并,次位错乱、祭礼有违显而易见。那么,只有在渭河之南另寻高亢的茔地。古代,南北纵长的白鹿原天高气清,树木葱郁,东邻灞水、西接浐水,霸头是驰道与武关道的交汇点,秦岭巍峨横亘为屏,可说是风景优美,形胜颇佳,这自然就会激起文帝喜从中来的认定感。

今天当我们站在白鹿原上,看到薄太后南陵、窦皇后陵墓,而在两陵高大的封土西北部是一处广阔的地域,怎么没有想到在这空间里寻找汉文帝霸陵呢?如果有这“三角区”的概念,岂不找到一把解开霸陵之谜的钥匙?当然,这是“事后诸葛亮”之见,绝不能离开时空观念。

南霸陵考古发现引起的思虑

1975年,我和徐锡台配合北京大学学生在秦阿房宫遗址考古实习。同俞伟超、高明先生在一起,讨论问题,相处甚欢。实习结束,刚回到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197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并入,1980年才恢复)急需休整。不料想薄太后南陵“有情况”,这把我目光又引向了一直关注着的白鹿原。

6月,白鹿原上的狄寨公社张李村大队修蓄水池时发现了一些长方形小坑。这地方在南陵陵园之外,有幸的是农民只揭取了表土,对文物没有造成大的损失。我亲操探铲,对出土地周围普探,确知这一组从葬坑共有三排20个椁坑。经过发掘,可知是以动物为主的从葬设施。小型动物骨骼虽多,但腐朽过甚而不明种属。大型动物则见有犀牛和大熊猫。出土的15件陶罐,当是供动物的饮水器;两件彩绘女俑,应属于动物的管理者身份。对犀牛和大熊猫这两种珍稀动物的来源,也让人好奇。着手研究,得出的结论应是汉上林苑豢养之物。西北大学薛祥熙教授指出,在陕西更新世中晚期的沉积地层里,还不乏“中国犀”化石的存在。尽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没有犀牛实物的出土,但文献中有关战士穿犀皮铠的记述还是不绝于书的。至今在西藏南部的察隅、墨脱一带仍有犀牛的踪迹。至于大熊猫,至今还生活在秦岭西段山脊之南直到西川,已成为我国的国宝,多有保护、养殖基地的建立。

南陵从葬坑发掘所获,令我对寻觅霸陵的所在还是难于割舍。尽管沿袭过去的调查之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限于条件不能大力展开考古手段,当然不会有什么突破的发现。但一些称呼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譬如:

问题之一,为什么把薄太后陵称之为“南陵”?《史记·外戚世家》是这么解释的:“以吕后会葬长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帝霸陵”。索隐按《庙记》说得更清楚一些:“在霸陵南十里,故谓南陵”。那么,我当时想:南陵北去十里岂不是有霸陵吗?

问题之二,为什么把薄太后陵又直接叫“南霸陵”?卫宏在《汉旧仪补遗》中说“南陵,即文帝薄太后葬之所,亦谓‘南霸陵’,因置县以奉陵寝”。《古今图书集成》也持此说。那么,南霸陵是因北有霸陵才有相对这一说。我们是否应该换个角度思考、向北去找霸陵?

问题之三,据记载:“后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乙巳,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史记·孝文本纪》)文帝下葬时,命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光调集京城和附近各县的士兵就有31000多人,用来“藏郭穿复土”。按文帝六月初一咽气到初七完成掩埋计算,总共用了七天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从挖掘墓圹到填土(即“穿复土”),能完成这样一项巨型的土木工程吗?

新世纪大梦初醒

经过20多年漫长岁月等待,在不经意中传来消息。2001年春节,三秦大地浸沉在欢度新年的快乐之中,一伙盗墓贼并没有闲着,他们把罪恶的黑手伸向白鹿原上的古墓。西安市公安局带上被抓住的盗墓贼指认作案现场,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员配合。看到有三个竖直的盗洞,如果掷一块土块,只听得骨碌碌掉下去,过一会才触底。据盗墓人说,在下边可以直起身子走,拐个弯看到了木头。我闻讯即向市里建议,希望能进一步作考古勘查。可惜限于各种条件,以最简的方式作回填了事。

白鹿原陵区曾多次遭受盗掘出卖销赃,其中就有6件被偷运出境。2002年3月,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一批中国文物被拍卖。国家文物局闻讯后,即会同外交部与美方进行交涉,苏富比撤拍了这6件通体黑色的陶俑,并于2003年6月归还中国。

“回归”的“中国情”

2007年2月,美籍华人范世兴、邓芳夫妇及其团队将流落海外的31件珍贵文物捐赠给汉阳陵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馆举办了专题展览,向捐赠人代表邓芳和万红女士颁发了集体荣誉证书,同时,还聘请15位捐赠人为汉阳陵博物馆的荣誉馆员,范世兴被聘为“汉阳陵考古陈列馆荣誉馆员”。

世界华人远离祖国,隔山隔水。万里之遥却一线之情魂牵梦绕紧紧相连,范世兴、邓芳等15华人所获荣誉实至名归。而他们捐献的31件文物,其历史价值在考古学者面前揭示的是两千年前一个时代的缩影。仅以归属而论,其中22件陶俑的衣著、造型、表情都指向西安白鹿原上那霸陵陵区的陵墓与从葬坑。对多年来寻觅汉文帝霸陵的我,带来的是极大的希望。

笼罩霸陵的面纱在逐渐掀开

薄太后南陵和孝文窦皇后陵一带,以江村为中心的西汉陵墓区,自2000年以来频繁被盗,引起西安市文物部门的重视。从2006年7月起,西安市文物保护人员对江村一带进行调查勘探。至2009年6月,历时近4年时间,探查出江村有四条墓道的“亞”字形大墓,并在周围有大量的从葬坑。

2011至2013年,根据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计划,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霸陵、南陵陵区展开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自2017年持续至今,对江村大墓、窦皇后陵、南陵的御府坑、从葬坑及个别汉墓做了大量的勘探、发掘,出土各类陶俑1000多件,金、银、铜、铁、陶质文物3000余件,取得丰硕成果。

从霸陵葬坑最早出土的陶俑(《考古》1976.2)

2021年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透露,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西端的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文献记载,认为江村大墓应为汉文帝霸陵。

寻觅霸陵的漫漫长路,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终于有了结果。

迷惘后的回味

久久不明霸陵所在,是因为受了“皇帝的忽悠”。

汉文帝生前下令“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在遗诏中他还特别叮嘱:“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联既不德,无以佐百姓……”(《史记·孝文本纪》)。

霸陵“不治坟”是事实,但“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则被历代的盗掘与考古的事实所否定。

早在西晋末年,“三秦人尹桓数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晋书·索琳传》),连晋愍帝都大为惊讶,说“汉陵中物何乃多耶?”更为具体的记载是《晋书·孝愍帝》:“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敕收其余,以实内府”。可见“不治坟”是忽悠常人的形象工程,“皆以瓦器”之说也是些表面文章。

秦汉帝王陵墓都有四棱台式的高大封土,也就是考古人常说的“覆斗形”坟丘。既然汉文帝霸陵“不治坟”,这在当时大家都是知道的。

霸陵陵园设有管理机构,而且丞相“四时行园”进行检查。汉武帝时,就发生过“盗发孝文园瘞钱”的案件(《汉书·张汤传》)。西汉末年,赤眉对汉室“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汉书·王莽传》)。东汉初年人卫宏,对“西京杂事”注意搜集,知道霸陵的具体位置,所以把薄太后的南陵按当时人的俗称叫作“南霸陵”(《汉旧议》补遗)。

较长时期里,人们并没有怀疑霸陵的所在,北魏郦道元在引用《史记》原文时,都称作“昔文帝居霸陵,北临厕,指新丰”,不但明确说“汉文帝葬其上”,而且说霸陵“上有四出水道以泄水”。他引用曹魏时诗人王仲宣(王粲)的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引出汉文帝“欲从霸西驰下峻坂,袁盎揽辔”的故事(《水经注》)。试想,如果当年汉文帝不是站在白鹿原顶的北端,怎么会“临侧”“东指”“西驰下峻坂”呢?霸陵没有封土而处在平地,就有个向周围低地排水的“四出水道”设施。如果郦道元没有亲见,怎么能说得这么清楚呢?平地上的霸陵,经考古探出,有着一圈石围墙,这正显示着帝陵陵园的范围。为防天雨积聚或地面水径流,有着一套防水导流的系统。假若王粲不登上白鹿原之巅,回首长安岂不遮望眼了么?

霸陵的所在并非秘密,直至唐人李吉甫在其《元和郡县志》里也说“白鹿原在县东二十里,亦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时过300多年,几经兵燹战乱,长安地区的文物古迹饱受摧残。到了元代的骆天骧编《类编长安志》一书时,汉文帝霸陵被放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了!大概因前人记载的粗略,骆天骧未能对南北长达30公里的白鹿原圈出霸陵的具体位置,没有过细地筛选文献,受“因山为藏”(《三辅黄图》)的影响,把今西安市灞桥区霸陵乡毛窑院北的凤凰山(当地人称“凤凰嘴”)当作霸陵了。自此之后,明清皇帝都派员来祭祀、立碑纪念。以讹传讹,陈陈相因,连清代的大儒阮元也都立碑加以保护。

时至今日,回望霸陵从熟知到隐没,再到确认,这三时段的历程也让研究者明白:分辨历史文献记载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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