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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考古丨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 (下)
发布时间: 2022-02-15       点击数:7171

西汉时期,王侯死后的装敛方式和装敛用具,与死者生前的地位和身份直接相关,尤其是玉衣的使用与否、玉衣联缀之“缕”在材质上的差异,更是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其差异。玉衣是汉代皇帝和贵族常用的敛服,并且因死者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异。据《续汉书·礼仪志》载:皇帝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34)。同时,某些达官显贵经皇帝特赐也可享用玉衣装敛。考古发现表明,这种玉衣制度在西汉时期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有的诸侯王和列侯也使用金缕玉衣,如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墓、徐州狮子山楚王墓、高邮天山广陵王刘胥夫人墓、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刘非墓等诸侯王及夫人墓,都发现了金缕玉衣;邢台南曲炀侯刘迁墓也发现了金缕玉衣。西汉列侯墓中,咸阳杨家湾4号墓和5号墓、绵阳双包山2号墓等则出土有银缕玉衣;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发现有玉衣残片。海昏侯刘贺墓的装敛方式及用具的情况尚未详细披露,但据实地观察,尸骨上面呈“十”字形覆盖6块大玉璧,尸骨下铺有用包金丝线连缀的方形琉璃片组成的琉璃薦席,薦席下按每排5个、上下20排的方式铺设金饼;头部有镶嵌玉璧的漆面罩。这是此前发掘的诸侯王和列侯墓中从未见到的一种装敛方式。用薦席和玉璧装敛,或许是西汉列侯墓的装敛方式之一。随葬品是古代墓葬的必备之物。西汉时期在“事死如生”的观念下,王侯陵墓的随葬品不仅种类多、数量大,而且不乏珍稀、精美之物,成为墓主人生前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识。据报道,截止到2016年2月底,海昏侯刘贺墓已清理出土各种文物1万余件(套),包括青铜器、铁器、金器、玉器、陶器、漆木器、简牍等,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品质之精美,为迄今西汉列侯墓考古所仅见,尤其是成套的鎏金编钟、孔子及弟子画像的漆木家具、大量的金饼以及麟趾金和马蹄金等,更是令人瞩目(35)。由于棺柩等的室内发掘尚未结束,考古资料的清理尚在进行之中,这里仅就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略作讨论。

 

问题之一,关于车马陪葬。考古发现表明,西汉王侯陵墓流行用车马随葬(36),并且一般是3辆车马,如北京大葆台1号墓和2号墓、济南洛庄汉墓11号陪葬坑等,均为3辆实用真车马。但是,也有例外,如临淄齐王墓随葬4辆,满城中山王刘胜墓随葬6辆,夫人窦绾墓随葬4辆;大云山1号墓西南侧的2号陪葬坑随葬实用真车马5辆(另外,陵园东南隅的7号陪葬坑随葬明器车马50余辆,其中已清理出土4辆)(37);永城柿园汉墓墓道内随葬实用真车马2辆(另有明器车车马2)(38);安徽六安王墓的西南方有一座车马陪葬坑,残存4辆车和8匹马的残迹(39)等。不过,汉宣帝和元帝时期的诸侯王陵都是随葬3辆,说明有时代差异(40)。过去一般认为“只有诸侯王一级的才有大型实用真车马,列侯以下未见”,但也有特例。此前已经发掘的20余座西汉列侯墓中,有2座墓用真车马随葬,即杨家湾4号墓随葬有实用真车马(41),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的前椁室内随葬实用驷马车2辆。这次发掘的海昏侯刘贺墓,陪葬坑中埋葬5辆实用的真马车和20匹马,是列侯墓用真车马随葬的第三个实例,并且是随葬车马最多的一例。值得注意的是,杨家湾4号墓发现有银缕玉衣,墓主人被推定为绛侯周勃或条侯周亚夫;西安凤栖塬张安世墓也用玉衣装敛,而张安世作为昭宣时期的重臣,曾与霍光一起先是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后又共谋废王,尊立宣帝,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秋薨,“天子赠印绶,送以轻车介士,谥曰敬侯。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42),可见其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但海昏侯刘贺则截然不同,先是为昌邑王十三载,后又当了27天的皇帝终被废,卒时只是一个行踪受到监视的海昏侯,按常理说是不可能用真车马陪葬的,但用5辆实用真车马陪葬又是事实(另在椁室内还随葬多辆偶车)。况且,清理出的车马具如盖弓帽、杠箍、龙虎首轭饰、辕首饰、衡饰、衔镳、当卢等多鎏金错银,制作极其考究,与《续汉书·舆服志》所载“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虡文,画轓文辀,金涂五末。皇子为王,赐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中的“王青盖车”相似。看来,刘贺是把他做昌邑王时的车马用来陪葬了。

 

问题之二,关于编钟编磬陪葬。用实用的编钟编磬陪葬,也是西汉时期诸侯王陵一种常见的做法。譬如,济南洛庄汉墓14号坑为乐器陪葬坑,随葬有编钟一套计19件,其中钮钟14件、甬钟5件;编磬六套计107件,其中,20件一套的4套、14件一套的1套、13件一套的1套(43)。盱眙大云山1号墓的西回廊随葬完整的实用编钟和编磬各一套,编钟包括钮钟14件、甬钟5件;编磬为玻璃质,计20件(另外,出土明器铜编钟三套计19件,明器陶编磬一套计22件)。但是,此前发现的西汉列侯级别的墓葬中,虽然有的也用编钟和编磬随葬,但那都是明器,如徐州宛朐侯刘埶墓出土编磬一套9件,但均为长不足10厘米的陶质明器(44);沅陵虎溪山1号墓出土明器陶编磬一套12件。西汉列侯墓中,此前尚未见到随葬实用编钟和编磬的实例。然而,海昏侯刘贺墓椁室内的乐器库出土实用的编钟2套、编磬1套。很显然,海昏侯刘贺墓用编钟和编磬随葬,显然超出了列侯的规制而与有的诸侯王墓相近,这无疑与他曾长期做昌邑王有直接关系。

 

问题之三,关于钱币及金饼陪葬。西汉时期,用钱币陪葬是上至帝王、下至官吏的常见葬俗,只不过陪葬钱币的数量多少不同而已;但用金饼陪葬,则仅限于帝王和皇族贵戚等。这当然都与死者的身份地位直接相关。

 

就迄今发掘清理的西汉王侯陵墓来说,除了大多被盗掘而实际情况不明外,出土钱币的墓也有不少。譬如,北京大葆台1号墓残存钱币300余枚,2号墓残存钱币约60公斤;满城刘胜墓随葬钱币2317枚,夫人窦绾墓随葬钱币1890枚;徐州北洞山楚王墓(西汉早期某代楚王之墓)出土钱币52640枚,重207公斤(45);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钱币17.6万枚(46);盱眙大云山江都王墓出土半两钱10万余枚(47);永城柿园汉墓(西汉早期某代梁王或王后之墓)墓道内有一处钱币窖藏,窖藏内堆满半两钱等钱币,钱币成串放置,每串1000枚左右,计出土钱币约225万枚,重5500公斤(48);长沙风蓬岭1号墓出土五铢钱163枚等。列侯墓中,阜阳汝阴侯墓出土半两钱33枚;永州泉陵侯刘庆夫人墓出土有半两钱和多种型式的五铢钱,但数量不详;绵阳双包山2号墓出土半两钱40枚。

 

用金饼随葬,主要见于诸侯王陵,而列侯墓罕见。随葬有金饼的诸侯王陵,满城刘胜墓随葬金饼40枚,重719.4克;夫人窦绾墓出土金饼29枚,重438.15克;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小金饼40枚、大金饼2枚,大马蹄金2枚、小马蹄金2枚,麟趾金1枚;献县河间王后墓出土金饼1枚,重250克(49);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出土金饼20枚,重4262.5克(50);河南永城柿园汉墓2号侧室门道外出土金饼1枚,重83克,系盗墓时所遗漏;长沙401号墓出土金饼1枚,重254.125克(51);长沙风蓬岭1号墓(西汉晚期刘氏长沙国某代王后墓)出土金饼19枚,每枚重250.5克(52)。列侯墓中,随葬金饼者此前仅见西安张安世墓一例;其他列侯墓多用明器的泥金饼随葬,如绵阳双包山2号墓出土泥金饼230余个(53)。

 

这次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五铢钱约200万枚,重约10吨(54);金饼2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计358枚;金板20枚;另外,据称棺内尸骨下还铺有金饼约100枚。海昏侯刘贺墓,无论钱币的数量还是金饼及马蹄金、麟趾金的数量,不仅为迄今所见西汉列侯墓出土钱币之最,而且与诸侯王墓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此前发掘的西汉诸侯王和列侯墓大多被盗掘,其随葬钱币及金饼的真实情况已无法得知,但无论如何,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钱币和金饼等数量之多,都远远超出了迄今所知的列侯墓乃至诸侯王墓,其背后的动因令人深思。


三、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的总体观


根据上述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海昏侯刘贺墓内涵复杂,从西汉王侯陵墓的丧葬制度来说,存在诸多矛盾现象,具有多重性格。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点。

 

其一,海昏侯刘贺墓属于列侯墓。如前所述,海昏侯刘贺墓的墓园结构、形制、大小,墓前寝类建筑、祠堂等祭祀设施,祔葬墓,墓外陪葬坑的设置,封土及其大小,墓室形制、结构及规模大小,棺椁的结构及大小,使用两重木棺等,都表现出属于列侯墓的特征。因此从主体上说,海昏侯刘贺墓是一座列侯墓,并且是一座要素完备的列侯墓。

 

其二,海昏侯刘贺墓具有“王气”(55)。毫无疑问,海昏侯刘贺墓从整体上说属于列侯墓,但在某些方面又超出了一般列侯墓的规格而具有诸侯王的气势,主要表现在:陪葬坑中5辆实用真车马随葬;墓圹内用枋木整体构筑方形木椁,木椁中央构筑主椁室、主椁室外围四周用木板分隔成12个器物库、主椁室内又用木板分隔出棺室的椁室结构;成套的实用编钟和编磬的随葬等。就随葬品来说,以往的考古发现表明,“西汉列侯墓的随葬品也很丰富,但与王墓相比,大型铜器、鎏金铜器和大型玉器较少,金银器也主要是一些小件饰品”(56)。但是,海昏侯刘贺墓的情景却完全不同,随葬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多大型器、多精美之器,具有鲜明的诸侯王墓的特点和气派。

 

其三,海昏侯刘贺墓所见倾其所有陪葬于墓中的废帝心结。海昏侯刘贺墓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随葬品的丰富和精美,尤其是200余万枚钱币、458枚金饼、马蹄金、麟趾金以及20枚金板等的随葬,更是超出迄今所见任何一座西汉王侯陵墓。尽管当时有赙赠制度,其中有的可能是赙赠品,但绝大部分应当是刘贺生前所拥有,尤其是从第一代昌邑王刘髆继承下来的财宝、器具和物品等。就刘贺的生平事迹来说,先是做昌邑王,后来又继承了帝位,但仅仅27天便被罗织种种罪名而被废;废后回到昌邑国,其活动仍受到监视;后来被封为海昏侯,但“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57),就国江南豫章郡苟且偷生,但即便如此,后来又因扬州刺史举报,原来四千户的食邑又被削去三千户。这样的经历和境遇,使得刘贺临终前无疑充满了愤懑、忧郁、无助、无望之心。也正是这样的心结,加之刘贺死后朝中大臣“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58),使得刘贺去世后埋葬之时,将其生前所有几乎全部进行陪葬,随他而去。车马钟鼓如此,金银财宝如此,奏章副本等统统如此。

 

总而言之,海昏侯刘贺墓在总体上是按照列侯的规制修建的,尤其是地上建筑和外部形态,无疑是一座典型的列侯墓;但墓内结构和设施,尤其是随葬品,在诸多方面又具有诸侯王墓的气势;而倾其生前所有进行陪葬的做法,显然是其跌宕的人生经历,尤其是成为废帝之后屡遭贬斥的境遇和心结的反映。集列侯墓、诸侯王气势和废帝心结于一体,构成了海昏侯刘贺墓的多重性格和总体特征。换言之,海昏侯刘贺墓是基于刘贺的身世和废帝心结、多方面具有诸侯王墓气派的一座西汉列侯墓。


34 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第3141、3152页,中华书局,1962年。(大丧,“守宫令兼东园匠将女执事,黄緜、缇缯、金缕玉柙如故事”。“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


35 《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成果发布》,《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4日,第2版。


36 郑滦明:《西汉诸侯王墓所见的车马殉葬制度》,《考古》2002年第1期。按:西汉诸侯王用真车马随葬的做法,源于先秦,形成于文景时期,此后日盛,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成帝诏罢,此后改用明器车马随葬。《汉书·成帝纪》:“竟宁元年五月,元帝崩------(六月)乙未,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


37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2012年第7期。


38 48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167页,第121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39 汪景辉等:《安徽六安双墩一号墓》,《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107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40 高崇文:《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文物》1992年第2期。按:长青双乳山1号墓随葬真车马3辆、明器车2辆(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长清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


41 陕西省文管会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按:杨家湾4号墓共发现车马坑4个(K4~7,其中,K4和K7在墓道内,K5和K6在墓外墓道旁),随葬马车15辆以上(其中,K4为2辆,K5为5辆,K6为8辆,但其中实用真车马为2辆。


43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


44 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文物》1997年第2期。


45 徐州博物馆等:《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46 a.韦正等:《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第8期。b.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


47 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考古》2012年第7期。按:发掘者另文称,出土半两钱“总重约1吨”(南京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考古》2013年第10期)。如果按一枚重3克左右计算,随葬钱币应有30余万枚。


48 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167页,第121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49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献县第36号汉墓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第241~260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


50 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


5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第119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按:该墓同时出土铅金饼230个以及泥金饼。


52 a.何旭红等:《湖南长沙望城风蓬岭西汉长沙国王后墓》,《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113~11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b.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望城风蓬岭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2期。


5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绵阳双包山汉墓》,第122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54 西汉五铢钱的直径、厚薄和重量多有差别,但一般重量在3克左右。若按此计算,五铢钱200万枚,重量约为6000公斤;若按10吨计算,五铢钱的数量约为300万枚左右。


55 韩国河:《侯制与“王气”——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葬的特征》,《光明日报》2016年2月3日,第14版。


56 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365~3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按:据2010年的统计,考古发掘的西汉列侯墓计12家列侯的17座,加上长沙砂子塘汉墓和近年发掘并公布的蓝田支家沟汉墓、西安凤栖塬汉墓以及海昏侯刘贺墓,总计为16家列侯的21座墓。


57.58 班固:《汉书·武五子传》,第2769-2770页,中华书局2006年。



作者:白云翔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西汉王侯陵墓考古视野下海昏侯刘贺墓的观察》。文章略有增删。


来源:江西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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